拜占廷文明对古代文明的继承

拜占廷文明以其丰富的内容、完整的体系、鲜明的特点和深远的影响独步欧洲地中海世界,在该地区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国际拜占廷学界对拜占廷文化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得出的结论也令人信服。本文旨在阐明拜占廷文明对古代文明的继承问题。

拜占廷帝国的疆域变动极大,但其主要区域和以首都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腹地却始终位于古代希腊和希腊化地区。拜占廷人也一直生活在古希腊文明和文化传统的强大影响之下,古希腊语言和文学(包括诗歌、戏剧、哲学、史学等)的优美典雅长期吸引着拜占廷教俗两界知识分子。他们以古希腊语为交流媒介,维护着以古希腊语为核心的学术标准。直到1453年5月土耳其大军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时,拜占廷人还在模仿着古希腊作家的文风,用希腊语记录下帝国皇帝最后的搏杀。古希腊文化的持久魅力即便在帝国大厦倾覆之后很久,也仍然在拜占廷流亡文人身上顽强地表现出来,他们像其前辈一样嘲笑那些讲不好希腊语的外邦人,更看不起“野蛮的”北方佬和来自西地中海的拉丁人。他们以能够讲一口标准的古希腊语、写一手精美的希腊文书法、背诵几段古希腊史诗或戏剧台词为荣。他们对古希腊文化的“痴迷”极大地影响了其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学生们,包括彼得拉克、薄伽丘等新文化的领头人都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头面人物,近年来陆续整理出来的这个时代人文主义者的书信清晰地描绘出这种文化联系。

拜占廷教俗知识分子痴迷古希腊文化不是偶然的,而是该地区特别是爱琴海地区自古以来生活状态延续的结果。拜占廷经济虽然属于农业经济,拜占廷文明具有农耕性质,但作为拜占廷文明中心区和区域经济中心点的城市财政则主要依赖自古存在的地中海海洋经济,帝国统治极大地得益于海洋航路上活跃的过境贸易(特别是黎凡特东方贸易),因此其继承古希腊文化具有广泛持久的生活需求和社会基础。正是凭借着古希腊文明蕴藏的活力,拜占廷人在9、10世纪期间通过传教士西里尔创造了古斯拉夫语的“西里尔文字”系统,刻意打造了包括整个东欧世界的拜占廷文明圈,并将各斯拉夫族群纳入其中。而古希腊式的思维模式通过希腊语已经深入人心,成为融入其血脉的精神遗产。即便它被披上了中古基督教的外衣,也难以改变其古老的文化传统。拜占廷基督教也因此具有鲜明的东正教特征。

自公元4世纪前半叶以后,以东地中海为舞台的拜占廷帝国虽然取代了以西地中海为中心的古罗马帝国的地位,但是它与后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直到6世纪下半叶为止的相当长时间里,拉丁语仍然是拜占廷帝国的官方语言,它和民间流行的希腊语并存兼用。拜占廷帝国的皇帝们始终缅怀罗马大帝国的光荣,特别是在7世纪初之前的拜占廷帝国历史早期,皇帝们无不以恢复和重振罗马帝国昔日辉煌为己任。杰出君主查士丁尼一世更是其中的突出代表,通过近半个世纪的奋斗,终于将地中海重新置于皇权统治下,将其再度变为“罗马帝国”的内海。古代罗马帝国统一世界的政治理念和帝国皇帝君临天下的荣威一直是拜占廷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因而拜占廷人对古罗马文化的继承就具有天然的责任感,他们始终以“罗马帝国”“罗马皇帝”“罗马人”自称。直到1453年4、5月间著名的君士坦丁堡防御战期间,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仍像其先辈君王一样,高举着罗马皇帝的旗帜,召唤着他那些讲着希腊语的“罗马人”臣民在战火纷飞的首都城头拼死抵抗。虽然这是一幅非常奇特的画面,却反映着拜占廷人继承古罗马政治传统的自觉性。

拜占廷人坚持罗马帝国政治理念的社会环境是与东地中海世界复杂的族群构成密切相关的。这个地区不仅存在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阿纳托利亚、小亚细亚的“古代民族国家”遗产,而且有大量从东方和北方涌入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和中亚游牧部落。为了治理该地区众多古代族群及其活动,帝国政府始终维系着庞大且完善的官僚国家体制,其核心是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司法、宗教、文化各种最高权力于一身的皇帝专制中央集权,以此实现大帝国的统治。这种帝国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是拜占廷人对古代罗马帝国政制的继承,只不过拜占廷人将其推向极致,从而形成了拜占廷帝国区别于欧洲其他国家最重要的政治特征。

拜占廷人对古罗马法律习俗的继承更是人尽皆知的历史事实,查士丁尼一世的《罗马民法大全》既是继承,也是创造,其影响至今犹存。《罗马民法大全》不仅梳理了自古罗马帝国哈德良皇帝以来的全部立法,而且为拜占廷人改革和整顿工作提供了统一的尺度,进而为理顺帝国社会各种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这部法典确立了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法律框架和基本理念,因此它不仅成为拜占廷帝国此后历代皇帝编纂法典的依据和蓝本,而且成为此后欧洲各国的法律范本。这部法典确定了公法和私法的概念,为私有制的商品社会关系提供了法律基础,因此对近现代世界法律史发展的影响也极为深远。拜占廷法律史是学界比较缺乏关注的领域,因而是拜占廷研究的一个“金矿”。

拜占廷基督教是从君士坦丁大帝推行“基督教化”政策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它随着基督教教会经济政治实力增强、势力扩张而兴起。而基督教在其最初发展的几百年间以地中海盆地特别是地中海东岸为舞台,早期的五大教区一度都在拜占廷皇帝统治下,为基督教各派公认的前七次“大公会议”则全部是由拜占廷皇帝主持召开的。正是在这些决定基督教未来发展的重要会议上,有关基督教核心信仰、基本教义、主要信条、神学主题、教权与皇权的关系等得以确定。拜占廷基督教(东正教)具有神秘性、保守性、正统性的特征,其形成的原因在于它在满足拜占廷普通居民精神生活需求的同时,接受了东地中海古代文化的影响。

东正教的神秘性正是源于东地中海沿海多种古代文明具有的神秘主义特征。其教义认为,对于人类不可认知的神祇,人类只能通过信徒个人冥思苦想来感知这种启示,只有通过个体“神圣化”的体验来实现。东正教的这种神秘性与古代犹太教、古典柏拉图主义和闪米特文明具有深远的思想源流关系,不仅成为其神学的核心特征,而且与天主教主张的经院式理论性神学形成对照。拜占廷基督教神学的神秘性也决定了其教会制度与组织上的保守性,以及礼仪形式和崇拜习俗的正统性。对于拜占廷基督教信徒而言,原初的、用希腊语记录下来的、未经任何添加的经典和信仰才是真理,其纯洁而正统的绝对性与天主教神学截然不同。

打开地图仔细观察拜占廷帝国疆域变化,人们就不难发现拜占廷文明核心区的范围集中在从黑海经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至东地中海一线,形成了纵贯南北的一条“海洋中轴线”。其千年都城君士坦丁堡恰好坐落在这个中轴线的中央部位。这不仅是地图上的巧合,更是拜占廷帝国继承古代帝国海洋性特征的地理表现。拜占廷人将罗马帝国地中海东西走向的“海洋中轴线”调整为南北走向的中轴线,更集中地体现出古典希腊罗马文化以地中海为舞台形成的海洋性特征。以爱琴海为中心区的古希腊文明和由亚平宁半岛扩张而逐步形成的罗马帝国将地中海亲切地称为“我们的海”,因为它确实是他们的内海。即便是普通百姓中流行的习俗也具有热爱海洋、亲近海洋、拥抱海洋的特点,这与内陆文明视海洋为“险境”“仙境”的风俗习惯形成明显对照。

海洋是拜占廷帝国的生命线,是这个千年帝国的安全屏障,也是它的物质供给通道,海洋贸易更是该文明的主要财政来源。像古代地中海各个文明一样,海洋赋予拜占廷文明持续千年的活力,切断了其海上“脐带”,拜占廷文明之花便枯萎凋谢。自君士坦丁大帝于330年启用“新罗马”之后的千余年,拜占廷帝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和城市文化都建立在海上供给线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上。因此,一旦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出让其海上贸易特权并由此丧失了海上霸权,拜占廷帝国便陷入衰落,而当这条供给线被切断,拜占廷文明存在的物质基础便不复存在,拜占廷帝国最终归于灭亡。来自巴尔干半岛北方的入侵虽然多达数十次,但入侵者都无功而返。只有两次海上封锁造成君士坦丁堡的失守,一次令帝国中心流亡半个世纪,另一次则使帝国灭亡。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拜占廷历史与文化研究”[14ZDB061]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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